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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2021-02-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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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抗日战争研究︱王晴佳:为什么论文写作会成为一个问题?

学术论文的文字问题,已经成了学术界的一大困扰,作者、编辑、西席、学生各有苦恼。一样平常以为不少年轻学人缺乏文字的自觉,需要提醒和指导,但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朴,年轻学人也有自己的说辞,那文字问题的症结到底在那里?水平若何提高?学术论文是需要揭晓的,这就和刊物有了关系。就文字修改问题,编辑和作者之间,有时也缺少适度的张力,编辑心力交瘁,但作者未必心领,编辑和作者若何同心合力把论文修改好?为此,《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稀奇约请四位学者分享其思索与看法,经授权,汹涌新闻转载本组稿件,原文注释从略。

王晴佳教授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组织有关史学论文文字的笔谈,有一个明确的条件,那就是在当今中国博士生产“大跃进”的时代,似乎已经有了一个行内人都觉察到但又以为棘手的问题:许多大学生选择攻读研究生,而他们所在的大部分学校,都要求他们在就读时代揭晓论文。只管当今的险些每一本学术杂志都比20年前增添了约莫一倍的篇幅,但照样显著求大于供,无法知足那些莘莘学子热切希望揭晓论文,从而顺遂结业、就业的需要。以最近的生长来看,中国已经成了招收博士生最多的国家,要周全改变求大于供的问题,让在读的文科研究生有更多揭晓论文的机遇,另有待时日,无法在近期获得解决。

由此,这个笔谈的组织或许就很有意义了,那就是探讨若何辅助年轻的学生、学者尽快掌握写作论文的手段,提高其向刊物投稿揭晓的概率。而揭晓论文质量的总体提升,也显然有助于中国的学术生长。笔者不才,只管在学术界已经兢兢业业几十年,但并无稀奇有价值的心得可以分享。有幸的是,与王笛等人一样,本人的学术门路带有黄宗智所说的“文化双重性”(biculturality)的特点,出书过中英文的论著,也担任一个国际英文杂志的主编多年,因此想狗尾续貂,以自己的研究和履历为例,从论文写作出发,对中外学术出书和学术人才的培育做一些对照性的考察,以求读者方家的指斥指正。需要稀奇指出的是,黄宗智本人应该是这一“文化双重性”的典型代表,他自香港赴美留学,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几十年,成就傲人,创办了《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退休之后又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教至今。

上面提到年轻学者揭晓论文的逆境,无法在近期解决,在我看来其中的一个缘故原由就是,在我所知的天下各国的研究生培育历程中,这样的要求十分少见,甚至基本没有。固然,这并不即是说,论文写作不用学习技巧,学生可以无师自通。恰恰相反,本人从事史学史、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多年,对于中外历史系学生的培育方式之差别,可谓感同身受。我发现虽然中国大学的历史系中,诸如“史学概论”“史学方式论”之类的课程,大多列为必修,但其内容则多务虚,并不怎么务实。我所谓的“务实”,就是学生上了这些必修的课程,本应该学到从事研究,诸如若何使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若何发现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问题意识、若何对自己的问题提出假设性的解答并提炼出论点、若何寻找和准确使用种种相关的史料对自己的论点加以核实和论证。相对照而言,欧美国家也要修业生上这些必修的课程,但若是查看一下先生使用的课本,便能发现上述这些研究步骤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内容之二,是解说论文、书评、史料解读和文献回首等种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包罗仔细到若何拟题、开头、分段、睁开和总结。学生上了这些课程之后,会学会诸如作注释和征引、开列书目等基本技能。一样平常而言,这类课程都在本科阶段开设,希望历史系结业的学生能熟悉和掌握这些技巧。不外列位都知道,上过一学期的课并不代表能消化所有学到的知识,以是在研究生阶段,先生还会将这些课本列为主要参考书,学生若有不解之处,可以随时参考。

易言之,西方国家的历史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育,虽然不强求他们在就读时代揭晓论文,亦不指定所发刊物的级别,但十分注重教授学生论文写作的技巧,包罗文笔和文风的训练和培育。不外,我以为有需要指出的是,论文写作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照样在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打击,履历了“语言学转向”之后发生的。在这之前,历史论文的写作主要照样以史料的挖掘、整理、解读和编排为主,写作者本人的文字若何似乎不是一个需要思量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论文写作变得值得探讨,反映了史学看法的转变,首先是一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我将在本文第二节稍加说明。

我想举一个读者或许对照熟悉的人物来说明“语言学转向”之前西方历史系研究生的培育,以此来形成一种需要的对照。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精神领袖之一胡适在留学美国时代,提倡白话文写作,获得陈独秀的激赏,暴得台甫,甫一回国便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的教授。胡适昔时提倡白话文,在留美同砚中并不稀奇受欢迎,但却有一位朱颜知己,那就是他笔下那时经常泛起的“莎菲”,也即陈衡哲。胡适厥后生一女儿,也取名“莎菲”,惋惜不幸夭折。陈衡哲不只支持胡适写作白话文,而且自己还创作了白话文小说。在那时留学美国的中国同砚中,陈衡哲可谓胡适的知音,由于连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同砚、厥后成为她夫婿的任鸿隽,亦不赞成胡适的实验。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回国之后先容科学方式,对历史学的革新影响深远,但众所周知,他学的是哲学,不是史学。与之相对照,陈衡哲是正宗历史系结业生,本科就读的是那时与美国常青藤八校齐名的“七姊妹”之一的瓦沙大学(Vassar College),硕士就读的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陈衡哲应该是中国留美学生中,最早的历史系结业生之一。她在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于1920年回国(比胡适迟了3年),被蔡元培校长延聘到北大历史系任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位女教授。

我在这里简朴讲述陈衡哲的成就,是由于通过她的履历,我们可以亲身领会西方历史系学生的培育历程。陈衡哲在瓦沙大学历史系的先生,名叫露西·梅纳德·萨尔蒙(Lucy Maynard Salmon,1853-1927)。若是说陈衡哲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历史系结业生,那么萨尔蒙则是美国最早的历史系结业的女生之一。现代美国著名的史家林·亨特(Lynn Hunt)和芭妮·史密斯(Bonnie Smith),都在她们的论著中讲述了萨尔蒙的履历、遭遇和成就。前者指出,20世纪初年,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创办了一些州立大学,由于资金来自纳税人,这些州立大学不得纰谬热心向学的一些女生开放,萨尔蒙即是在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最早获得历史系学士学位的一位女生。像陈衡哲一样,萨尔蒙在获得研究生学位之后(其研究生的导师是历史学身世,之后成为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便最先在瓦沙大学从教。瓦沙大学虽然是女校,但那时的先生照样男性居多。陈衡哲撰写的白话小说中,有一篇题为《洛绮丝的问题》,形貌她的一位女先生所面临的情绪问题,可能就是以露西·萨尔蒙为原型的。

与亨特、史密斯等人的写法差别的是,陈衡哲作为萨尔蒙的学生,讲述了萨尔蒙若何培育学生的亲身体会。萨尔蒙能到瓦沙大学任教,并非由于她的先生是赫赫有名的伍德罗·威尔逊,而是由于她写出了一部得奖的著作,以美国总统的权限为主题。而她在密歇根大学的先生亚当斯(Charles K.Adams,1835-1902),用亨特的话来形容,则是美国“兰克式学术讨论班(seminar)的最早信徒”。换言之,萨尔蒙接受了近现代史学的严格训练。而她在教育陈衡哲等学生时,也力争将这一方式忠实地传授给她们。据陈衡哲的回忆,萨尔蒙要求她们精读史料,看到有用的史料便缮写在索引卡上。萨尔蒙稀奇强调,每张索引卡都必须写上作者名、书名和页码,不得偷懒省略。她的理由是,未来学生写作论文的时刻,一定会将缮写于差别史料的索引卡重新排列、整理,若是不是每张都注明清晰的出处,那么再要回去征采这些史料,便有可能无从寻觅了。

从陈衡哲的回忆(甚至笔者本人在美修业时的履历)可以看出,那时历史论文的写作,主要是泛起原始史料,凭据史料的内容加以编排,然后再用自己的文字将之勾通起来。因此,萨尔蒙稀奇强调要学生在索引卡上注明每段史料的出处,这样做只管显得有点拙笨,但在写作论文的时刻则会省去许多贫苦。笔者在修业美国的时刻,另有不少先生回忆他们写作履历的时刻,提到一个配合的履历,那就是在质料差不多网络完毕、最先计划写作的时刻,往往由于纪录史料的索引卡已经太多,不得不在厨房的餐桌上所有摊开,然后再细细编排、整理,将写作顺序理出来。而这一历程,往往会连续几天,经常会引起室友或家人的不满,由于餐桌上堆满了卡片,影响了他们的一样平常生涯。

显然,在上述的这一写作的历程中,写作者本人的文字、文风,只是起到一个串联史料的作用,处于不太主要的位置。简直,在研究生培育好比硕士生学习的三年历程中,大部分学校也注重确定选题之后的资料搜集,一样平常约莫会花去两年的时间,然后再用一年时间将论文“写出来”(write it up)。我想今天中国大部分的历史系学生,不管是本科生照样研究生,修业时代修课、考试以及网络、阅读质料占了其中的大部分时间,而写作结业论文则往往一蹴而就,以急就章的方式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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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形貌可以看出,对于历史系的学生而言,论文写得利害主要取决于其研究是否周全深入,写作自己只要能做到文通字顺、结构合理便大功基本告成。但据笔者的考察,这一认知已经显著过时了。事实上,二战之后稀奇是上世纪60年代之后,文化界和学术界已经泛起了一个显著的转向——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的职业史学,其旨趣和尺度都受到猛烈挑战,而首当其冲者,即历史论著写作的熟悉和实践。简朴言之,在这之前的史学训练之以是重视研究高于写作自己,是基于一种基本理念,那就是语言是透明无间、为所欲为的(这里的“心”指作者的意图)。也就是说,若是作者思绪明确,质料充实,写作自己抑或论文之“写出来”就不是什么问题。但战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生长及其对其他人文学科的渗透,使人们对语言有了一种十分差别的明白。首先,语言本体含有其自身的结构——作者用语言写作,一定受制于这一结构。其次语言亦不透明——头脑一旦形成为文字,便成为一个任人解读的文本,其寄义不只可能与作者的本意相悖,而且读者与读者之间对统一文本也可能发生十分迥异的明白。

上述这些语言学理论上的突破,似乎有点抽象玄乎,但实在并非无中生有。我想许多有一定写作履历的人,都市对上述两点有一定的体认。好比一个人在写作中,无论是写作小说照样历史论文,都有可能泛起与自己原来的想法、计划相悖、相异的履历,也即原本写了一段之后,以为应该接着写另一段,但写完前面一段之后,突然以为必须要增添一段,做某种铺垫之后才气继续写另一段这样类似的体会。换言之,写作往往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程,这实在从侧面反映了语言文字自己有其内在的结构和要求。这一历程经常会形成两种效果:一是惊喜万分,甚至欣喜若狂,让写者以为自己才气冲天,怎么会云云妙笔生花、妙语连珠!有的人因此通宵达旦,不愿停笔,生怕自己一旦停下来,这些美妙的体验就会一去不返;二是苦恼不堪,甚至痛不欲生。我曾听说有的作家写作小说的时刻,原本想有一个欢喜大团圆的末端,但写着写着却只能让主人公接受悲苦的了局,而作家本人也为之嚎啕大哭、悲痛不已。对于历史论著的写者而言,云云“凄惨”的履历固然不太常见,但经常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原来准备写五六千字的论文,但却为了某些自以为必须做的文字“铺垫”,不得不拉长,甚至无法准时交卷,受到编者、编辑的叱责。而另一种可能就是,原本写作一篇文章是为了论证一个主题,但写作中途却改变了主意,写成了与原来的主题不甚相关的另一篇论文了。

再举一例,笔者与史学人人余英时先生住在统一个州,曾有机遇多次造访、讨教,也从中获得了不少余先生治史的履历。余先生之博学,众所周知。他经常受到出书社的邀约,写作一篇序言。好比台北的出书社在整理、出书《顾颉刚日志》时,便请余先生写一序言。以余先生的认真、卖力,他将多卷本的日志通读了一遍,有不少新的发现,好比顾颉刚与北大师友之间的纠葛以及对北大女生谭慕愚终生不渝的恋慕,便最初由余先生披露。余先生下笔千言,洋洋洒洒,一篇序言写出了好几万字,由此而单独出书,题为《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志〉看顾颉刚的内心天下》。实在,这样的“美谈”,在余先生身上还不只发生了一次。他晚年的名著《朱熹的历史天下: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最初也是由于一篇序言的邀约而动笔,而他居然最后出书两大卷本!记得余先生在与我讲起这些事情的时刻,他虽然面含“苦”笑,而其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简言之,写作自己有苦有乐,是写者和语言内含的结构之间不停相同、互动的一个庞大历程。以是一旦一篇文章终稿,写者往往会长舒一口气,似乎卸下来了一个重负。

有所巧合的是,推动史学界“语言学转向”的史学头脑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便最初以《历史学的重负》(The Burden of History)一文成名。从该文的内容来看,怀特用“重负”作为问题,其目的就是想警告读者,近代历史学号称融合了科学和艺术,但实在名存实亡抑或徒有虚名。大部分史家不仅不知道现代科学在爱因斯坦泛起之后发生的伟大变化,而且也对近代艺术在19世纪末,以印象主义、立体主义等派别为代表的对写实主义传统的扬弃,相当生疏。怀特的主要意思就是,历史写作应该成为一个关注的工具,也就是历史写作自己,实在是一个“重负”,需要史学从业者接受和负担这一挑战。

怀特本人现身说法,于1973年出书了《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以19世纪的八位头脑家和史学家为工具,详细论述了他以为历史写作应该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怀特指出,历史誊写无非是“一种言语结构”(a verbal structure),以是对历史著作,既可以从作者的意识形态上剖析,又可以从修辞学上将之分类为笑剧、悲剧、浪漫剧或反讽剧。易言之,历史誊写的写作受制于语言的内在结构。怀特将之细化为上述四种,指出这四种形式,也即情节,是史家写作时有意或无意地埋入其叙述结构中的。从他的行文来看,他想强调更多的是后者,也即叙述中的这一情节设置,是不以人(写者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怀特以为,这一深藏在历史著作之内的语言结构,才是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远比剖析史家头脑背后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更为主要。总之,怀特深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新生长十分关注,其兴趣并不以史学为限。他早年便对照注重福柯等人的论著,是最早将福柯的学说先容到英文学界的人士之一。

怀特《元史学》是一本学术著作,揭晓之后史学界的书评毁誉参半,加上内容对大多数史家而言,颇为生疏,以是在出书之后的近20年里,没有引起太多重视。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情形有了显著的转变。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的论著,最先为人所熟知和重视。于是史学界,抑或史学头脑界,亦最先重视历史誊写中的语言结构问题。1989年荷兰的史学头脑家弗兰克·安可斯密特(Frank Anker *** it)在《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杂志上揭晓了《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一文,借用怀特等人的论著,提泛起代史学界必须直面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安可斯密特的文章内容颇为厚实,无法在此详述,我只想讨论他所做的三个考察。第一是他在文章起始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职业史学的生长,已经造成史学界“产物过剩”,让人目不暇接,做任何研究都必须花大量的时间首先消化已有的功效;第二,由于上述征象的泛起,现代史家治史与19世纪的先辈有了显著的差别——史家著史并不以抑或无法以周全重修已往为其目的,而是希望能提出耳目一新的看法,引发偕行和后人进一步的探讨。安可斯密特指出,看法新颖、富有争议的著作才气成为经典的历史著作,而那种穷尽史料,贪图对所处置的课题做一完整、圆满结论的研究,则往往让人以为淡而无味,望而却步、叹为观止。由此,安可斯密特自己也总结出一个勇敢的看法,那就是“内容是气概的衍生物”(content is a derivative of style),也即是说,一本史书的高明之处与其说是由于内容精湛,毋宁说是因其写作气概勇敢创新、独具一格。

中国有句旧诗:语不惊人死不休。怀特和安可斯密特的看法、态度及其表述,让许多史学从业者以为无法接受,至今仍然大致云云。但毋庸讳言的是,可能也正由于他们的“胆大妄言”,才让人逐渐感觉到,历史论著的写作自己,也即历史论文若何“写出来”的问题,或许还真是一个问题。理查德·范恩(Richard Vann)是美国史学理论杂志《历史与理论》的资深编辑,也堪称怀特的“伯乐”,昔时约请后者写了《历史学的重负》这样的文章。他在1998年揭晓了《海登·怀特的影响》一文,其中指出怀特的影响,虽然在其出书《元史学》之后的20多年中,并不主要在历史学界,却普及了险些所有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范恩最后的结论是,若是历史学者在做完了研究、建立了看法之后,将其论著“写出来”仍然会成为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需要谢谢怀特”。

走笔至此,本文似乎需要正面讨论一下历史论文“写出来”而且若何写得好这样的问题了。本节的问题加了“今天”两个字,这是笔者有意为之,由于犹如上述,历史论文的写作原来并非一个问题,在西方亦是云云。但履历了“语言学转向”洗礼的当今史学界,简直有需要讨论一下写作的技法。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文学界对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多有先容,但实在领会、接受水平并不高。究其缘故原由,照样在于大学里开设的“史学概论”“史学方式论”或“西方史学史”之类的课程,其所用课本一仍其旧,并不注重剖析这些理论的实践层面,甚至对之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但据笔者对西方史学界的考察,虽然怀特、安可斯密特“忠实的信徒”不多,实在“语言学转向”这一思潮的主要倾向,却已经被许多史家逐渐内化和接受了。这一内化和接受的显示之一就是,今天历史论文的写作,已经与几十年前颇为差别了。

从形式上看,一个有目共睹的差别就是,现在揭晓的历史论文,险些都在前面加了摘要和关键词。现在海内的研究生、大学生,已经习以为常,有的人纵然交一篇课堂作业,也会如法炮制,先呈上摘要和关键词。对此征象有兴趣的读者,查一查大多数校园都订阅的英文过刊数据库JStor(其收入的论文可以追溯至19世纪),便可发现论文附有摘要和关键词,在西方也是最近20年才泛起的新征象。换言之,今天论文写作的形式,与昨日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

那么,这一改变是否也会影响论文写作自己呢?笔者以为是显然和一定的,虽然许多人并不明确意识到这点。本人曾有一段时间辅助《史学理论研究》校订其论文的英文摘要,发现不少作者对摘要和关键词绝不重视。他们的中文摘要并没有到达摘出要点的功效,而关键词的选择则往往大而无当,无法辅助读者领会论文的内容。举例而言,若是一篇论文的关键词中泛起“中国”“历史”“西方”这样空泛的词语,就即是做了无用功,基本没有施展其功效。摘要的写作也同样云云,许多作者只是将其论文的开头第一段略加改写,便拿来充当摘要,但殊不知论文的开头,往往只是简略先容一下论文的主题,并不太涉及内容,更没有交接论文的论点、新意和孝敬。而后者,则应该而且必须是摘要的真正内容。

换言之,论文的摘要和关键词的功效,是辅助读者尽快领会该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看法和主要孝敬,因此需要作者对自己写作的论 *** 一个高屋建瓴的思索,然后用精练的文字加以表达。众所周知,论文加上摘要和关键词,是为了辅助未来的研究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能找到并参考该论文的内容和看法,或者加以引用,或者与之商讨。若是作者对此马马虎虎,这些目的便无从说起。上面已经提到,一部论著是否影响久远,许多时刻在于其看法是否勇敢新颖,而内容若是过于繁琐,读起来面面俱到,反而让人望而却步,除了赞叹其用功、用功之外,并无法激起头脑火花,启发新知。

笔者还发现,许多作者没有写好摘要和关键词,与他们论文写作的习惯、形式和内容有关。若是说一篇论文的摘要没有泛起该论文的看法和新意,经常是由于这篇论文或许原本就没有提出什么新看法、展现什么新看法。现在大多数人(包罗一些有履历的史家)写作历史论文,大致都为的是泛起自己的研究,而在诸如中国近现代史这样史料十分厚实的领域,其写法往往以披露史料为主,稀奇是他人尚未可能看到的档案质料或手稿。许多论文大段地缮写原始史料,沉醉其中,津津乐道,然后在最后末端的时刻,才提出一些想法,揭晓一些感想。这样的写作,自有其益处,但愚以为并不相符今天历史论文的写法:引用史料的目的是为了论证一个看法,若是只是为了披露史料而写作论文,虽然对所在的领域有所孝敬,但鄙意照样以为有点舍本求末。一个缘故原由是,在资料开放的时代,只要有时间精神,其他人也可以去找到和阅读这些史料。而更主要的是,一个严肃认真、真正对这一课题感兴趣的读者,不会知足于阅读和使用这些包含在论文内里的史料的,由于论文里引述的史料,肯定包含了作者的取舍和私见。

实在,顾名思义,论文的写作,首先需要有论点,这与引用史料叙述一个事宜之后揭晓一些感想,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作者阅读、明白史料,又参考了前人所做的相关研究,对一个事宜或人物有了深入明白之后,提炼出来的想法;而后者则相对随意、即兴,有时甚至与所论主题并无慎密的关系。详细言之,论文的写作大致履历了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是发现和提出问题,也即在阅读论著的时刻,对某些说法以为好奇或者有所疑问,有意想进一步领会;第二是在寻找、阅读更多的论著之后,提出自己对这一提法或问题的假设性回覆;第三是开展深入仔细的研究,充实运用史料来论证自己的假设,使之成为一个言之有理的论点;第四是直言不讳,在论文的起始便交接这一论点,然后以此来动员整个论文的写作,使之成为一个真正论证睁开的历程,而不是仅仅为了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复述一个历史的经由。

回到上面所讲的摘要和关键词的写法,我以为摘要需要做的不仅是交接论文的主题,也即所写的内容,而且要交接作者的论点或者看法,再简朴讲述一下论证的历程和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论文的主题和论文的看法并不一样。英文内里这两者都由字母t开头,主题是theme,论点是thesis。后者也可以用来指称论文自己,可见论点对论文来说,至关主要。但我所见到的不少论文,经常没有一个明确的论点。许多写者对主题和论点的区别,也不甚了了、混为一谈。举例而言,若是一篇论文写的是二次大战起源,那么这只是一个主题,并不是论点。只有当作者明确指出,二战起源是由于希特勒上台而引发的,才算有了一个论点。论点与主题的主要区别在于,主题大致上是无可争议的,也即几个读者读统一篇论文,相互之间不会对其所含内容发生什么异议。与之相反的是,论文中的论点则往往是有争议的、需要论证的。以上面的例子而言,另一篇同样处置二战起源的论文,其论点或许会将英法两国在一战之后对德国接纳的强硬制裁政策,归结为二战起源的缘故原由。其他一篇则有可能会将之归结为英法两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接纳的绥靖主义政策,强调这一政策养痈遗患,间接激励了希特勒的军事扩张行径,导致了二战的发作。

总之,历史论文的写作,论点是灵魂,是作者在研究中提炼出来的看法。这与揭晓一点感想,迥然相异,由于不是随性所发,而是整篇论文论证之后的效果。在知识爆炸的今天,读者通常没有时间和耐心将整篇论文细细读完才气发现作者的看法。论文摘要和关键词的设置,应该反映了这一阅读习惯的转变。笔者最后的一个建议是:只管论点是论证之后的效果,但在写作论文时,应该将之早早宣布,放在前面交接给读者,然后再细细道来,泛起作者研究、论证的历程,以此作为论文的主体。而论文的末端,可以交接论文论证历程中,无法照顾到的地方,以指出未来可能或者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和需要性。简而言之,论文的写作需要攻守兼备:提出论点是“攻”,由于这一论点可能会引起争议,或者原本就是对前人研究的指斥或商讨;而在末端时认可自己有所不足和局限则是“守”,由于论文不是大部头著作,无法面面俱到,一样平常只能就其一点加以重点陈述。以上管见,只是笔者的一点粗浅看法,希望获得读者、方家指斥指正!

网友评论

2条评论
  • 2021-02-08 0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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